基金会行业40年 | 专访刘选国：发现并推动社会问题解决是基金会工作最大的快乐
导读：
顺应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自1981年中国内地最早的基金会成立以来，中国基金会已经走过了40年征程。站在新的历史坐标上，我们将立破并举，守正创新，立足过去的发展历程，走好行业未来的每一步。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CFF）秘书处联合长青图书馆，共同开展“中国基金会行业发展40年与新征程”系列专题，呈现基金会在中国发展40年的历史，探讨行业40年来的价值与思考。
本期发布对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党支部副书记，第四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红十字国际学院副院长刘选国的专访。他20世纪90年代末进入基金会领域，从中国青基会到中国红基会，见证了中国基金会行业的快速发展，这也是他职业生涯中幸福指数最高、最有成就感的阶段。在他看来，基金会的重要使命是推动人类进步、社会发展，而发现社会问题，通过策划实施公益项目，引起政府、社会的关注，动员社会资源协同政府形成合力，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是基金会工作让人快乐的、有价值和成就感的地方。
CFF：40年前，您在哪里？怎样的契机让您进入公益慈善行业？40年来，您个人从业经历了哪些变化？
刘选国：1981年，中国成立了第一家基金会，那年，我从黄冈师范专科学校（现黄冈师范学院）毕业，分配到罗田县大河岸镇中学任教，后调到县政府县志办公室、县委宣传部、县委办公室工作。
我对基金会这个词的认知，最开始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时中央鼓励发展农村合作基金会，这是一种农民自组织的金融互助机构，可以吸储放贷，村村都有，发展势头很猛，县里管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办公室就在县政府大院我们办公室后面一栋。九十年代后期开始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那个时期提及的基金会与我们今天的基金会完全是不同概念。
上个世纪90年代，我被县委安排到县里最大的一家企业，茧丝绸集团公司担任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后来又兼任其下属蚕茧公司的总经理。这是一家旨在促进县域贸工农一体化的龙头企业，先引导农民种桑养蚕，然后收购蚕茧，再缫丝织绸，加工服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国有企业改制的大环境下，这种依靠计划经济模式和行政命令运行的地方国有企业，最后无例外陷入巨额亏损、难以为继。
1999年底我辞职离开企业，经朋友推介加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社区与文化委员会，在陈越光先生领导下工作。他当时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组织开展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他担任组委会主任，王汝鹏兼任副主任。这个项目很有价值和意义，也很吻合我学中文出身的背景。
CFF：您当时和陈越光先生一起推动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刘选国：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倡导“读中华经典，做少年君子”，通过编印推广《中华古诗文读本》，推广读经活动，让学生从小背诵熟记中华经典古诗文篇章，传承优秀中国传统文化。
1999年刚入职中国青基会社区与文化委员会，就参与策划实施了“书画名家捐精品，网络拍卖献爱心”项目。当时募集到了一笔互联网投资企业的捐赠，建了一个艺术品拍卖网站，以中国青基会名义邀请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联合举办书画捐赠活动，通过《美术》杂志、《中国书法家》杂志刊发征集书画作品的广告，然后把募集的作品装裱、拍照挂到网上拍卖，再用拍卖资金购买《中华古诗文读本》读本，赠给偏远地区学校的孩子。活动累计募集到了三千多幅书画作品，当时中国书法家协会的所有顾问、主席、副主席都捐赠了书法作品。活动评选了最好的100幅作品进行展览，出版了《翰墨丹心——中华书画公益笔会优秀作品集》。
后来我又策划推动开展了“读中华美文，做少年君子——全国古诗文知识大赛”，全国有30多万名学生参与竞赛。我们通过寻求企业赞助，在语文报、中国少年报上刊发中华古文知识100道竞赛题，让参赛者寄送到执委会办公室，最后在北京举行颁奖仪式。
2002年，教育部大幅度调整了中小学语文教材里的古诗文篇幅，我们倡导的弘扬传统文化、让中小学生增加阅读背诵中华经典的目标初步实现了。
CFF：您在青基会期间的工作看上去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之后为什么选择离开？
刘选国：在中国青基会社区与文化委员会工作属于借调，解决不了我的进京户籍问题。2002年我应聘到中关村高新技术园区一个加拿大合资企业，先后担任市场部经理、营销副总监、行政副总裁，并作为北京人才引进，取得北京市户籍。2005年，王汝鹏由中国青基会宣传总干事调任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动员我加入中国红基会。当时他游说打动我的一点，是可以跟机构一起成长，红十字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国际品牌，只要按照基金会的规律、模式运作，发挥专业影响力，就能够快速打造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品牌。2006年1月1日我正式调入中国红基会，从办公室副主任、海外联络部部长、秘书长助理、副秘书长、秘书长到副理事长，到今年已满15年了。加上在中国青基会工作两年半，我一共有了17年的基金会行业经历，也算是见证了中国基金会行业的快速发展。
在中国红基会工作期间，机构三次荣获5A级基金会。作为一名从部门负责人成长为机构领导班子成员的管理者，我经历了机构的发展起步及跨越式发展，也经历了遭遇网络事件后的震荡及平台整理期，又参与其新一轮的快速发展，能亲历和参与一家中国字头基金会从一个寂寂无名的基金会，不断经历风雨，成长为中国头部基金会的过程，我感到十分欣慰和自豪。我出版的公益文集书名《中国公益的修炼——从优秀到卓越》，记录了我这些年的人道公益心路历程。
刘选国所著的《中国公益的修炼——从优秀到卓越》。（图/长青图书馆）
CFF：您在中国红基会期间，参与策划实施了很多公益项目，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项目？
刘选国：进入基金会行业以后，我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做项目策划和筹资。我希望把我在企业学到的市场营销理论应用到公益项目设计和筹款。还未调入中国红基会时，我业余时间就参与过“红十字天使计划”项目最初文案的写作，策划案最初名称是西部助医计划，后来会领导审定为现用名。“红十字天使计划”项目内容，硬件方面——主要是在贫困地区乡村援建红十字博爱卫生院站，目标是在中西部地区乡村建成万所博爱卫生站。过去乡村村一级的卫生站很少有财政资金进入，乡村医生很多在自己家里给农民看病。2005年底中国红基会开始在贵州从江援建第一个红十字博爱卫生站，最初援建标准是5万元，后来标准增加到8万元、10万元，现在增加到25万元。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发展过程中，在我们的政策倡导和社会各方推动下，政府开始投资建村级卫生站，后来达到各级财政都有资金投入，并初步实现了每一个行政村都有一个卫生站的目标。因为，政府加大投入支持，村级卫生站建设需求减少，到2020年底止，中国红基会在全国只完成2643个红十字博爱卫生站建设。
软件建设方面，我设计了“万名乡村医生培训”项目。乡村医生以前称作赤脚医生，大部分没进过高等医科院校，没有接受过专业培训，当时全国大概有120万名乡村医生。我们了解到，基层卫生部门要求执业的乡村医生每两年要接受一次培训，要拿到学分。但很多培训需要缴费，乡村医生要行医种田，又要花时间参加培训，还自己掏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因此，我策划了万名乡村医生培训项目，希望用公益的途径筹款，让他们到高等医科院校接受两周免费培训，最初计划用4—5年时间完成万名乡村医生培训计划。
项目策划获得领导批准后，我带着一个小团队去搜寻可能对医疗健康领域公益项目感兴趣的目标企业，把中国红基会项目编印成便于邮寄的小册子，加上项目策划书，寄发了400多封劝募信函。后来大概得到4%左右的回应，通过进一步拜访洽谈，与第一家合作企业飞利浦中国公司达成合作，他们出资200万元支持乡村医生培训计划和红十字博爱卫生站建设，并在人民大会堂启动了首期乡村医生培训项目，自此这个培训项目一直做到今天。
乡村医生培训方式现在已由在医科院校培训逐渐拓展到线上线下培训结合，培训范围由乡村医生拓展到乡镇、县一级医院的基层医生，再拓展到专科医生，包括妇科医生、儿科医生、眼科医生等，还拓展到校医，我们博爱校医室建设项目里包含有校医培训班，还有罕见病医生的培训，到今年累计有40多万名医生接受过中国红基会开展的各类培训。
乡村医生培训开展了很多有创意的传播活动，其中突出的是“寻找最美乡村医生”。2008年我们开始策划搞一个乡村医生摄影展，2010年在多方努力下，得到爱国者公司的资助，我们邀请了全国著名的贺延光、解海龙、雷声等10位摄影师，到全国各地去拍摄乡村医生工作和生活状况，并在媒体发布专版，同时做展览、出影集，引起强烈社会反响。《寻找最美乡村医生》影集得到中央领导批示，要求中央媒体跟进宣传报道乡村医生工作状况，改善乡村医生待遇。后来，中央电视台开展“寻找最美乡村医生”大型报道颁奖活动，卫生部也开启了全国优秀乡村医生的评选和表彰。党和政府的重视，全社会的关注，推动公共政策的改进，实实在在推动了乡村医生待遇和乡村医疗条件的改善。
湖南省桃源县热市镇岩桥坪村红十字博爱卫生站的乡村医生。（图/受访者提供）
红十字天使计划及其乡村医生培训项目，在多个部门、多个团队的持续努力下，不断前行拓展空间。像红十字博爱卫生站项目，目前正在借助大数据和远程医疗技术，升级为“红十字博爱健康e站”。推动过去孤立的线下服务卫生站向远程医疗、智慧医疗转型，乡村医生有疑难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通过视频连线预约远程的三甲医院的专科医生进行会诊。乡村心电图、彩超、CT等监测设备可以通过链接到省市县医院的影像室，由专家进行远程诊断出具报告。通过参与系统提供的线上培训课程，乡村医生可以及时学习获取最新医疗技术，使用先进检测设备，不断提升他们的能力。在上海大丰基金会的支持下，已经有几家大型央企捐赠参与“红十字博爱健康e站”项目。博爱健康e站既是医疗平台，也是健康平台，还是开展防疫、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管理、医疗保险等综合服务供给平台。我们希望通过捐建其远程诊疗终端平台，打破城乡医疗鸿沟，共享优质医疗资源。
发现社会问题，通过策划实施公益项目，引起政府、社会的关注，动员社会资源协同政府形成合力，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这是在基金会工作让人非常快乐、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成就感的地方。
毕节市锦绣社区“红十字博爱e站”揭牌仪式。（图/受访者提供）
CFF：红十字国际学院是中国红基会推动的一个重点项目，这个项目从概念到落地，有怎样的故事？
刘选国：红十字运动是与联合国、奥林匹克一起并称19世纪以来影响世界的最有名的三大运动之一。但红十字组织这么大、历史这么悠久，在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开展研究和能力建设的大学或学院。历史上曾经有过亨利.杜南学院，但后来停止运作。瑞典、日本有红十字大学/学院，但查询他们网站，发现他们主要是培养护士的学校。联合国1975年在日本东京建立了联合国大学，现在在全球13个国家建立了15个研究培训中心。国际奥委会1961年在希腊成立国际奥林匹克学院，进行奥林匹克研究和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深刻、全面、系统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演讲中提到，经过150多年发展，红十字成为一种精神、一面旗帜。面对频发的人道主义危机，我们应该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为身陷困境的无辜百姓送去关爱，送去希望；应该秉承中立、公正、独立的基本原则，避免人道主义问题政治化，坚持人道主义援助非军事化。红十字是国际运动，是清末西风东渐时引入中国的舶来品，在中国国力日益强盛的今天，如何让中国红十字会在红十字国际运动中发挥更大作用和影响力？建一个红十字国际学院，通过这个学院培养中国和世界各国红十字会的工作者，同时，开展理论研究，文化传播和国际交流，就会发挥其独特的影响力和作用。
2015年，我们草拟并提报了建设红十字国际学院的策划案，获得总会党组的认同。2017年组建了项目筹建委员会和专家咨询委员会。尤其是在中国红十字会陈竺会长亲自推动下，这个项目快速推进。在苏州大学的大力支持下，红十字国际学院2019年即挂牌成立，由陈竺会长、红十字会与红新月国际联合会的主席罗卡担任名誉院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两个红十字国际组织作为支持单位。苏州大学为学院提供了教学基础设施，把主校区一栋百年小楼作为红十字国际学院办公楼，把莘园公寓改造为红十字国际交流中心，一部分教职人员符合苏大引进人才的标准，就纳入苏大编制。学院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红基会、苏州大学三家共同发起，我们运用众筹理念，策划了“百家百万联合共建”模式，寻求更多联合共建人共建共享。目前已有24家百万级的捐赠人作为学院联合发起人，成为学院的共同体。未来他们在人道、公益方面的需求，可以由学院来帮助完成人才培养、课题研究以及公益项目策划评估等业务。
红十字国际学院目前建设发展比较顺利。我们募集资金主要用在开办创新课程、编写教材、引进人才等事项上。因为苏州大学有本科、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可以通过学院间合作联合培养授发相应学位和证书。除了各类面对红十字系统的短期培训外，我们现在已经开办了人道事务高级研修班、本科国际人道工作实务微专业、社会学（人道方向）课程班，正在筹划的还有人道慈善组织视频及融媒体能力培训班、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培训班等课程。由于疫情影响，国际红十字组织培训项目除了2019年底举办的首期研修班外，还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但我们通过线上国际抗疫课程，已经彰显了国际影响力。等疫情结束后，面对国际红十字组织的研讨班将会举办更多，将有更多发展中国家红十字组织的领导人前来培训。我们现在正在构架的云教育平台，致力通过网上培训，让更多国家红十字工作者学习了解中国红十字会的理念和工作方法。我们把课程搬到云端，面向全球开展人道教育，开展人道工作者的职业化培训。
参与策划和创建红十字国际学院，这是我17年人道公益经历里最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
红十字国际学院在苏州挂牌成立。（图/受访者提供）
CFF：2008年和2020年面对两次特别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在慈善捐赠方面的表现都十分突出，背后有什么成功的门道？
刘选国：我亲历过汶川地震和武汉抗疫两次大的人道救援行动，去年，我曾写过一篇论文把这两次快速救援做了一些比较，总结了我们为什么能取得成功的几条经验。
2008年初，在中国红基会时任秘书长王汝鹏主导下，我们面向全国招聘中层管理人员，一下子招进来五位部长。依靠当时的骨干团队，我们经受住汶川地震海量捐赠收支及项目执行的考验，将近40个人的团队，完成13.9亿地震捐赠项目执行。当年互联网不像现在这样强大，我记得5.12当天晚上，大量的捐赠流量就把我们的官网搞瘫痪了。大量民众直接拿着现金到红基会捐款，在院子排成队，最后我们请开户银行带着点钞机到我们院子接受捐款。
中国红基会2004年募款只有400多万元，2007年进入亿元捐款基金会行列，2008年由于汶川地震接受捐赠收入增加到15个多亿，由一个原来不起眼的基金会变成中国募集资金最多的基金会。2011年，由于玉树地震加上西南旱灾，也募集了四五个亿，2011年以后受网络舆情事件影响，募集资金量保持在每年两三个亿。2015年中心制改革后，募款又开始持续上升。2020年，由于参与抗击武汉疫情接受捐赠原因，我们收入增长到了24.94亿，其中抗疫类资金就募集了19.78亿。
回忆去年抗击新冠疫情，中国红基会团队的专业化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2020年1月21日下午，我们召开部门负责人会议传达总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紧急工作会议精神。22日上午，召开秘书长办公会专题会议研究开展“群防群控 救在身边——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抗疫”特别行动”，部署接受捐款等工作，开始组建抗击疫情团队，成立负责接受捐款、抗疫物资采购、物流运送、法务审核、传播等小组。腊月二十九，春节假期开始，武汉封城，中国红基会开始接受首笔武汉抗疫捐赠。鉴于当时春节假期刚刚开始，很多合作伙伴、捐赠方来不及走完资金审批及拨付流程，为满足捐赠方对武汉抗疫的援助需求，我们提供专业化的一条龙服务，有人接听电话，有人为捐助企业提供协议和意向函的模板，有人负责接受捐赠物资，怎么配送到武汉，怎么通关，有人负责物资采购和物流；信息公开和传播小组负责发微博和官网、联系媒体发布消息，专门开辟“小红鞠躬致谢捐赠人”专栏，向企业、个人捐赠人致谢，同时向全社会公开捐赠人善款使用执行进展。
大型救援行动，专业化团队非常重要。需要有专业技能的人来指挥协调，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样才能够快速形成救援业务流水线。去年抗疫期间，我们100万元以上的捐赠方就有200多家，其中有好几个都是亿元级捐赠。在这种危机时刻，我们专业的人道服务团队，满足了那段时间捐赠方的特殊需求。所以中国红基会能够成为去年募集资金最多的基金会，是有缘由的。
CFF：您认为，当下的公益慈善环境与10年前相比有怎样的改变？
刘选国：人道公益慈善事业，除了扶贫济困外，更重要的是激发人心向善的正能量，来推动人类社会向人道和慈善方向发展。红十字运动由于占据了人类道德制高点，所有人对这个组织更加关注和有更高的道德要求，因此红十字组织必须做到公开和透明。在红十字运动的150多年历史中，也发生过这样或那样的事件，但通过不断地经历挫折和反思，再不断地完善规则和机制，红十字事业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更加规范和透明。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对公益慈善行业加强监管是非常必要的。政府通过加强监管，为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环境和空间，有利于弘扬人性的善的一面，把经济人趋利的或者是恶的一面加以遏制，一方面通过鼓励第三次分配，激励更多人参与慈善捐赠，一方面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和行业监管，应当能够促进公益慈善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任何一个行业发展过程中都会鱼龙混杂，参与公益慈善的人，有一部分是真心向善的，在满足个人需求后有财富希望捐出来做公益。但也还有一些人带着一些营销目标和商业目的，甚至还会有一些不法分子来钻空子牟利。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制订严厉的处罚规则来规制。任何一个时代，即使是50年、100年以后，这样的事都可能在公益慈善行业里面发生。但是这些只是支流，只要我们有规则、有监管规则执行的机构来惩处，就可以确保这个行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红十字运动以及我们的公益慈善事业总会健康向前发展，不断进化和完善。
《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图/长青图书馆）
CFF：2007年，您曾写过文章从成本角度分析，第三次分配的效率高于第二次分配，并建议提高第三次分配在社会分配中的权重。目前您对第三次分配有无新的理解？您对于基金会行业所处的法治环境，有怎样的判断？
刘选国：第三次分配理论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经有专家提出，现在是上升到党和国家层面来提倡，传播影响力更大。我们需要强调第三次分配是建立在自愿的前提下，不能逼捐索捐。在我们国家整体财富、生产力和收入达到当前水平的情况下，倡导第三次分配的理论会对慈善捐赠会有促进作用。如果加上一些法规政策配套，会大大激励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新一轮的发展。
我在2007年写的《中国慈善税收政策激励不足及改进方向探讨》一文提出的中国慈善税收激励不足的问题仍然存在，因此希望促进和提高第三次分配在整个国民财富分配中的比例，应当更多从税收政策促进和减少公益慈善行业进入壁垒入手。期待这方面有更多的国家利好政策出台。
CFF：红十字系统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重要依托，在与业务主管单位及其系统的协同方面，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有怎样的经验可供借鉴？基金会与党政部门、社团组织之间应当形成怎样的良性互动？
刘选国：成立红基会是中国红十字会改革之举，实践证明1+1>2。中国红基会按照基金会运作的模式，既接受总会的领导，又接受民政部的监管和指导，我们既要对主管部门负责，又要对捐赠方负责，对公众负责。
我们的年度目标里面，有一大部分工作是围绕总会的中心工作来做人道资源动员，也有很多适应社会需求、捐赠方需求来开展的项目，二者互动起来就形成了我们整体的业务板块。在处理这种互动关系的时候，二者必须平衡、配合。
红十字是一个全球的人道救助网络，我们在实施项目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开展“一带一路”的人道合作，有全球的红十字网络来给我们做支撑。从去年延续至今的国际抗疫援助，我们已经累计向54个国家提供了疫苗、口罩、呼吸机、制氧机、试剂检测盒等物资和资金支持，这是其他一般的基金会做不了的。
在国内项目的实施上，红十字会的组织发展到了县一级，还有基层红十字会，所以我们到哪一个县，都可以通过基层的红十字会了解当地的需求，联络当地的党委政府和社区来帮助我们执行项目，减少执行成本。红十字网络能够帮助我们快速深入到基层，尤其是救灾项目，哪个地方有灾，我们可以通过该地红十字会快速了解那个地方的灾情，然后我们的物资发放可以通过他们快速抵达发放。这是我们的这种网络型组织、社团组织、国际组织成员的优势。
CFF：我们知道，红十字会也有接受慈善捐赠的法定权利，不少红十字会自己成立专项基金。我们看到，关于红十字会开展公开募捐，民政部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联合出台过相关文件，对地方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在慈善捐赠方面内部如何选择和配置？
刘选国：中国红十字会是一个法定机构，其机构职责和接受捐赠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授权。该法1993年就颁布了，2017年又重新做了修订。
现在按照《红十字会法》的约定，红十字会的社会筹资，也要适用《慈善法》，按照《慈善法》规定进行报备、公示和审计。
现在除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成立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外，也有十几个省市区红十字会设立红十字基金会。通过红十字国际学院人道事务高级研修班的同学了解到，一些地方红十字会还在积极创设新的基金会或专项基金，作为人道资源动员、推动地方人道工作的一个重要手段，这是可喜现象。利用红十字组织作为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助手的体制优势，发挥基金会在人道资源动员方面的机制优势，会极大促进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
刘选国在红十字国际学院首期人道事务高级研修班进阶前沿课程中开展教学。（图/受访者提供）
CFF：基金会行业的历史和记忆需要记录和沉淀，公益慈善的思想和精神需要讨论和传承。您对基金会论坛和长青图书馆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有何期待？
刘选国：全国现在有近9000家基金会，中国的基金会正逐渐形成一个行业。当然跟其他的行业相比，我们还很弱小，但是这种专业细分的培训类、平台类、咨询类、人力资源管理类的服务平台或机构出现，都是行业开始成熟的表现，都值得积极支持鼓励。基金会论坛团队非常年轻，也非常有创意，向你们为基金会行业做的一些领先和创新工作表示致敬。你们通过基金会论坛，为全国的基金会行业发展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每年进行互动交流、经验分享。现在你们不但有丰富的平台交流分享内容，把培训也做起来了，你们的微信公众号在业内的流量和影响力也挺大。
现在你们建设长青图书馆也非常有远见。我现在查询我们红十字运动100多年前的那些资料，感谢先贤能保留下来那么多完整的史料，尤其是民国时期在南京的档案馆留下了特别丰富的资料。让我们现在挖掘整理中国红十字会的历史，才有了依据。
通过长青图书馆，把基金会行业发展历史资料整理记载下来，如果能做成一个专业的公共图书馆、行业资料库、数据库，非常有价值。
CFF：您如何看待您这一代公益人所做的工作，对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价值？
刘选国：我有幸赶在基金会行业发展的成熟期进入基金会工作。我当过老师，做过公务员，担任过国有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做过外企的高管，最后在基金会行业工作了17年，现在为党工作已满40年了，明年上半年就可退休了。回顾我的职业生涯，在职业后期，参与中国红基会由弱小到跨越式发展，到成长为一个卓越基金会，虽也经历了一些风浪，经手处置过多次重大舆情和危机，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是幸福指数最高、最有成就感的阶段。
在基金会行业，你只要努力，就能够看到自己的创想变成现实，并且带来社会的改变。尽管这个行业报酬不高，但成就感和荣誉感会非常高。这是我们这个行业所特有的价值。
CFF：2021年，中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对于“迈上新征程的中国基金会”以及整个基金会行业未来5年乃至15年新征程上的表现，您有什么期许？
刘选国：基金会是用企业和政府以外的社会资金和力量，采用偏企业化运作模式，激发志愿服务精神，去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组织。因此，推动人类进步、社会发展是基金会非常重要的使命。
我在《中国的基金会离伟大还有多遥远》那篇文章里面预测，未来中国将有越来越多的先富人群愿意捐赠设立家族基金会。中国基金会行业里面，这样的基金会会越来越多。无论是从深层次的社会改变，还是满足政府和市场覆盖不到的群体的需求，都需要更多数量的基金会去发现并解决他们的需求。
这个行业永远欢迎具有远见、有社会责任感、对未来有期许，并且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才。现在一大批的硕士、博士毕业生进入这个行业，像我们中国红基会硕士毕业以上的员工占46%，很多都是海外名校毕业的。而且随着整个国民财富的增加，进入这个行业的社会资本越来越多，第三次分配领域的资金总量会会不断上升。这个行业是一个朝阳产业，是大有可为的。当然，除了让员工有职业的荣誉感、崇高感外，也要让年轻人才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要有基本的薪酬和待遇保障。
未来，我们基金会行业有很多的机会，也有很多的挑战，但更多的还是希望。
END
整理 | 谭婕、邹壬歌
统稿 | 史成斌
排版 | 问津
说明：本文经嘉宾确认发布，仅代表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平台立场。转载或引用请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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